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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张作霖8岁的儿子张学思在学校被老师打了十下手板，张学思哭喊着“我爸是张作霖，我回去就让他毙了你。

手掌心火辣辣地疼，那股子钻心的刺痛和滚烫的羞恼，一股脑地冲上八岁张学思的脑门。

他瞪着眼前手里还攥着戒尺的老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更多的是被冒犯的愤怒。

他猛地甩了甩通红的小手，带着鼻音吼出了那句自以为无往不利的话：“你敢打我？我爸是张作霖！我让他毙了你！”

这话像块冰坨子砸进了滚油锅，刚才还因学生顽劣而气恼的班主任，脸色瞬间白了。

奉天城里，谁不知道张大帅的名号？那不仅是威震一方的军阀，更是这座城市的“天”。

班主任手里的戒尺似乎一下子变得烫手，他僵在原地，先前维持师长威严的气势，被一种巨大的惶恐所取代。

课堂里鸦雀无声，其他孩子也吓住了，只剩下张学思委屈又得意的抽噎声。

他心想，这张王牌果然好使，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寂静和班主任不知所措的冷汗中。

办公室的电话铃尖锐地响了起来，像一根针扎破了紧绷的气球，电话是直接找班主任的。

他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如擂鼓，用微微发颤的手拿起听筒，脑子里飞快组织着道歉和解释的言辞。

听筒那边传来的，却是一个清晰而平静的女声，那声音通过电话线，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老师，您打得对，打得好！”

不是兴师问罪，而是肯定与支持，这句“打得好”。

不仅让班主任愣住，也让偷偷竖着耳朵、准备欣赏老师惶恐模样的张学思，彻底傻了眼。

打电话来的，正是他的母亲，张作霖的四夫人许澍旸。

原来，跟着张学思上学的仆人，眼见小主子挨了打，早就一溜烟跑回大帅府报信了。

许澍旸问明缘由，不是急着替儿子撑腰，反而第一时间打电话到学校，给老师吃下一颗定心丸。

她不仅明确支持老师的管教，还当即下令，次日开始，所有副官、保姆不得再随张学思入校。

让他彻底褪去“帅府公子”的特殊光环，像个普通学生一样求学。

这场风波，在许澍旸的冷静处理下迅速平息，却在张学思心里投下了一块石头。

晚上，母亲一边用温和的药油为他揉搓红肿的手掌，一边说着他那时未必全懂。

却字字刻进心里的话，她告诉儿子，他和姐姐能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是她再三向观念传统的张作霖争取来的，机会来之不易。

大帅府的泼天富贵与赫赫权势，是父亲挣下的基业，未来自有兄长们承担。

至于他张学思，若想有自己的天地与尊严，唯一的途径是靠自己真才实学去挣。

而非倚仗父辈的余荫，那双为他揉着伤痛的手，传递的不仅是母亲的疼惜。

更是一种清醒而坚韧的力量，许澍旸的教子之道，绝非一时兴起。

她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疾苦，对旧式军阀家族的奢靡习气抱有本能的警惕。

张学思姐弟最初穿着绸缎、坐着汽车去上学，她便因老师的委婉提醒，连夜赶制出朴素的灰布衣衫，并将汽车换为马车。

在她看来，去除特权意识，是孩子走向自立的必修课。

这种“去特殊化”的教育，渗透在日常生活里。

张作霖寿辰，府中大摆筵席，请名角唱戏，孩子们争相出资点戏以博父亲欢心。

张学思也跃跃欲试，找母亲要一大笔钱，想点一出热闹大戏。

不料，向来温和的许澍旸却沉下脸，严厉斥责了他。

她将儿子搂在怀里，低声却郑重地说，点一出戏的钱，足够寻常百姓家数年用度。

她讲述自己娘家的困顿，外祖父因病无钱医治的往事。

最后她说，如此挥霍，于心何安？从此，攀比与奢靡，在张学思的认知里成了一种可耻的行为。

许澍旸的目光并未局限于让孩子“守规矩”、“知节俭”。

她更深知，在变局时代，旧式私塾的之乎者也，无法赋予孩子安身立命、看清未来的智慧。

她鼓励并支持张学思接触新思想。

当张学思对一位名叫王西征的进步教师所讲授的新学问产生浓厚兴趣时，又是许澍旸，以聘请大学教授的礼遇，将王先生延请至家中授课。

王西征带来的民主、科学思想，像一束强光，照进了张学思被高墙大院围困的年轻心灵。

他开始审视自己家族的军阀本质，内心萌生了对一种更光明、更公正社会的向往。

思想的种子一旦播下，便顽强地生长。

在母亲的鼓励下，张学思后来前往北平求学，进一步开阔视野。

最终，他做出了与家族预期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

放弃了可能承袭的军阀道路，毅然投身于为民族寻出路、为人民求解放的进步洪流。

许多年后，当张学思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在收复东北的战场上浴血奋战，在新中国海军参谋长的岗位上为建设海防呕心沥血。

他无数次回想起母亲那双为他揉搓手掌的温柔的手，那通让老师安心的电话，那些关于自立、节俭与求知的谆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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